7-6 | 无国界医生呼吁生产商降低药价、紧急与中低收入国家分享专有诀窍和技术以增加药物可及性 托珠单抗（tocilizumab）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继2020年9月推荐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用于新冠肺炎治疗后所推荐的第二种药物，属于单克隆抗体类药物（monoclonal antibodies，mAbs），原本用于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然而，大多数现有的单克隆抗体药物都定价极高，因此在中低收入国家几乎不可能获得。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Access Campaign）被忽视的热带病政策顾问波提特（Julien Potet）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医护人员们正在应对更易传播的新冠病毒编译毒株，为病人的生存而奋斗。该药物可能是治疗重症和危重症病人必不可少的药物，并能减少对呼吸机和医用氧气的需求，而这些设备在许多地方都是稀缺资源。罗氏必须停止一切如常的做法，采取紧急措施，通过降低价格，转让技术、技术诀窍和细胞系，让每个有需要的人都能获得和负担得起这种药物。太多的生命危在旦夕。”
4-24 | 无国界医生就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state）孟买市（Mumbai）的新冠肺炎第二波疫情，重启紧急应对工作。这个城市人口非常稠密，卫生情况恶劣而且缺乏维护，是令该病毒迅速繁殖、感染和传播的三重诱因。 全国新感染个案已达到单日超过20万例的高峰；于4月16日，单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天内就报告了115,736例新增感染个案。 无国界医生孟买新冠肺炎项目统筹帕斯卡尔兰（Dilip Bhaskaran）说：“目前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这是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新增病例升势最严重的时候。组织已准备好进一步扩展医疗服务，以支持目前不胜负荷的医疗设施。” 同时，我们团队正为沙塔布迪（Shatabdi）医院和组织的独立诊所里的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病人实施防控感染措施，积极找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进行筛查和做适当分流。同时感染新冠肺炎和结核病的患者，正被转介至塞维里（Sewri）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没有患结核病而需要入院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则被转介至专门治疗新冠肺炎的健康中心（DCHC）设施。
4-15 | 巴西进入新冠肺炎紧急状态超过12个月，至今仍缺乏有效且中央协调的公共卫生措施应对疫情。欠缺政治意愿去得当地应对疫情，正在把成千上万的巴西人民推向死亡。无国界医生（MSF）紧急呼吁巴西政府正视危机的严重性，推行应对疫情的中央措施和建立协调系统，以防止可避免的死亡病例出现。 上周，巴西新增病例占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11%，而全球死亡人数中也有26.2%来自巴西。4月8日的24小时内，通报的死亡病例达4,249例，同时新增86,652起确诊病例。这些惊人的数字清楚地显示，政府在控制国内健康和人道危机，以及保护人民上失职——尤其是在保护高风险群体免于患病方面。 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贺历图医生（Christos Christou）说：“在巴西，公共卫生措施已成为政治角力的场所。结果，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和政治立场挂勾，反倒未能基于个人及社区防疫需要。” “巴西联邦政府有各种循证的全面公共卫生指引，却拒绝采用，令专职医护人员要在重症监护室内治疗重症患者，并在病床爆满时，凑合应付。这使巴西举国弥漫恒久的哀伤情绪，并使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4-1 | 2021年2月，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Access Campaign）”项目与其他超过100家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检测工具制造商赛沛（Cepheid）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该公司停止向中低收入国家售卖新冠肺炎检测工具时要价过高，以及改变供应不足的状况。3月初，赛沛对此发表了令人不甚满意的答复，未能解答公开信之中提到的任一问题。 各公民社会组织与无国界医生再次发出公开信，敦促捐款人、各国政府和其他国际医疗提供方重申主张，要求赛沛停止对中低收入国家要价过高，以及改变供应不足的状况。 尽管有证据显示，生产一套GeneXpert检测仅需不到5美元成本，但赛沛仍以每套19.8美元的价格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售。此外，赛沛仅承诺向新冠肺炎诊断试剂联合体（Diagnostics Consortium）供应其产量的15%，而该联合体包括了144个中低收入国家，占全球人口的80%以上，对检测工具有巨大需求。对于新冠肺炎和其他传染性疾病而言，要完全满足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在诊断方面的需求，检测工具定价合理、供应充足非常重要。
4-1 | 最近，我在巴格达市的街头目击了新景象。在市内众多检查哨的其中一个，许多身穿白色医师袍、戴着N95口罩的男人站在士兵前面，逐一检查小面包车内的乘客是否佩戴了口罩，原本穿梭在排队受检车阵中兜售香烟的小贩，多了贩卖口罩的新副业。然而，除此之外，很难看到新冠肺炎对这座城市有什么冲击。而那些我日夜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亲眼所见的痛苦，却无法被络绎于途的社会大众知悉。当伊拉克再次陷于猛烈来袭的第二波疫情时，这份苦难也随着巴格达成为疫情的风暴中心而加倍严重。从2020年9月底以來，我们总共收治了大约350名病危和重症患者，仅仅上个月的人数就占了120名。为了治疗不断涌入的病患，我们医院从36张病床增加到51张病床；尽管团队成员尽了最大努力，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在最近的一天之内，就有7名患者死亡。无论是否进行临床工作，所有工作人员都累倒了。巴格达的第一波疫情高峰持续了很长时间，从7月到11月，这使得该市的氧气供应紧张、卫生系统如走钢索般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确诊数字仅在12月和2021年1月短暂下降，2月又开始急剧上升，1月31日和2月28日单日确诊新增人数分别为714和3,428例，3月24日则创下疫情开始以来的单日新增确诊最高人数，6,051例——而且这可能还是被低估的数字。在第二波疫情将我们吞噬之前，病毒并没有留给我们足够时间喘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