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七月，米南迪（Fred MINANDI）在巴塞罗讷第十四届艾滋病国际会议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是马拉维首批接受无国界医生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其中一名艾滋病病人。当时，捐助机构拒绝援助艾滋病治疗项目，因为他们不相信非洲的艾滋病病人能够每日服药。然而，米南迪的治疗却一直没有间断，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米南迪，今年四十二岁，是马拉维的一名农民。幸运地，我是其中一名受惠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无国界医生病人。

马拉维是非洲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百分之十五的成年人口已受到感染。在我们的村，我亲眼见到很多年轻人虚弱得无法在田地工作，更无法供养家人。人们花大把的钱，给家人治病买药，但往往都是徒劳。我目睹过有些家庭父母双亡，只得让家中的长者照顾遗孤，但他们既没法供养孩子，也无能力承诺他们未来。

我在一九九七年开始发病。四年来，我的病情时好时坏，最后病情严重到我已无法做任何事情。二零零一年，我进行了艾滋病检测，幸好我住的地方正是无国界医生刚刚开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处。我是马拉维第一批免费受惠于这项治疗的艾滋病病人。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都是因为我接受了治疗。

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说，非洲人根本不会看时间，怎么可能正确服药。我没有手表，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自从我开始进行三合一复合药物治疗后，我没有忘服过一次药。

无国界医生的护士反复向我讲解此药如何发挥效用，她告诉我如果不认真按时吃药，就没法发挥药效，她还告诉了我该药的副作用，又说虽然副作用强烈，但服药一段时间后便会好转。如今，我完全依靠此药生存，所以我怎敢忘记吃药。我的生命很重要——不仅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我的家人、朋友，和我的祖国。

当初染病之时，我就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我只想回避，从不跟别人讲。邻居们看着我一天天衰弱，当然，他们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当面向我提起，他们只是逐渐不再登门拜访。现在，我又回到田地耕作，重返教堂而且能够养家糊口，我感觉未来充满希望，邻居们又重新来探望我了，就像以前一样。

现在我可以告诉我的孩子，告诉邻居，我是艾滋病病人。我不再忌讳谈论我的病，因为我不再以此为耻，我也知道人们不会再躲避我了。一个十分虚弱的艾滋病病人，往往会让周围的人避之不及。但一旦你接受了治疗，你就会感到身体好起来，你的气色也会好起来，人们也不会再回避你了。我想说，治疗是反抗歧视最有力的武器。我以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等于绝望，但我在治疗中慢慢改变了这种看法。

我相信，如果能提供人们承担得起的治疗，会大大激励起人们面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勇气，这总好过没有任何援助。在马拉维，我们服用的是印度生产的廉价仿制药。药价愈低，治疗成本也就愈低——那么更多人就可以得到治疗。我希望决策者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理解我们的处境，拨出钱来买药。

最后，我想呼吁生产抗逆转录治疗药物的医药实验室，能够为贫困国家减低药价；我想呼吁我们的政府，要支持这些治疗项目和寻求援助；我还想呼吁那些富裕国家的政府，给我们提供金钱上的援助，让我们实现与艾滋病对抗的目标。

要赢得艾滋病的战斗，就要齐心协力。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马拉维到这么远的地方，像做梦一样，真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