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 | 无国界医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的北基伍（North Kivu）省，通过展开对受影响地区的病患、患者家庭及其社区有帮助的行动措施，以支持该国针对新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应变行动。无国界医生在北基伍省的医疗应对行动负责人沙胡德（Homam Shahhoud）解释道：“我们现正协助位于文吉（Vungi）卫生区的马坦达（Matanda）综合医院，以及位于穆尚加（Muchanga）卫生区的穆尚加卫生中心改善病患分流、早期识别、诊断和收治，以照顾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我们会提供他们有效的治疗，以增加其生存机会，并减少因疾病而产生的痛苦。”“我们正和当地家庭合作，根据他们暴露在感染风险的程度，辨识确诊病人的接触者，以最适当的手段保护他们避免受疾病感染，并在必要时提供他们隔离措施，及在出现症状时立即就医。我们也会协助在加多亚（Katwa）卫生区及其他受疫情影响地区内的现有医疗设施，加强感染预防及控制措施，并减低此种致命疾病的扩散。”
2-3 | 随着一种高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南部非洲传播，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和马拉维的医疗人员正在奋力救治越来越多的患者，但是他们获得疫苗保护的机会却非常渺茫。无国界医生呼吁公平地分配新冠肺炎疫苗，优先保护包括非洲在内所有国家的一线医疗人员，以及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后会有更大风险发展成重症甚至死亡的人群。无国界医生救援行动总监雅梅（Christine Jamet）说：“我们对新冠肺炎疫苗在全球的分配不公感到震惊。许多富裕国家在近两个月前就开始为本国医疗人员及其他群体接种疫苗，但像斯威士兰、马拉维和莫桑比克这些难以应对大流行的国家，还没有收到一剂疫苗来保护一线医疗人员在内的面临最大风险的群体。”在斯威士兰，这个仅有11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都有200例新增病例，死亡人数大约是第一波疫情时的4倍，同时，据医疗人员反映，这一轮疫情下病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医疗设施不堪重负，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在恩赫兰加诺（Nhlangano）医疗中心设立了帐篷病房，并增派医生和护士来护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1-11 | 萨金特（Kiera Sargeant）曾担任无国界医生在苏丹的医疗统筹，以下她会介绍无国界医生如何在埃塞俄比亚边境应对难民危机。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发生了什么？“2020年11月初，来自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Tigray）的难民开始从哈姆代特（Hamdayet）和卢格迪（Lugdi）进入苏丹。起初难民数目不多，但后来每天增加超过1,000人，至今已经有超过55,000名难民从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抵达苏丹。难民都留在卡萨拉州（Kassala）和加达里夫州（Gedaref），而加达里夫设有两间官方常设营地，分别是乌姆拉库巴（Um Rakuba）营地、以及新设立的塔尼德巴（Al Tanideba）营地。把难民从边境接待营送到位于加达里夫的官方营地，需时约10至15小时。” 无国界医生如何应对难民潮？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