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8-25 | “在难民营生活的日子非常难熬，空间狭小且没有可以给小孩玩的地方。”希迪格（Abu Siddik）告诉我们，他住在孟加拉东南海岸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区的一个难民营，在这仅26平方公里大的土地上，挤满了86万罗兴亚难民。 “家里的房子被烧毁，是我离开缅甸的原因。他们不仅虐杀罗兴亚人 ，还折磨我们的妇女。生活充满危险。” 希迪格叙述的场景，是缅甸安全部队自2017年8月所展开的“清剿行动”，这一系列行动迫使超过70万名罗兴亚人离开若开（Rakhine）邦，穿越边境前往孟加拉；而在此之前，已有20多万罗兴亚人为逃离暴力而先行逃至该国。 动身逃难以前，许多人都曾亲身经历或目睹亲友被杀害、自己的家被摧毁等恐怖暴行。
8-24 | 26年来，无国界医生都是缅甸主要的提供艾滋病治疗的机构之一，现已经将其在仰光的艾滋病项目全面移交给卫生和体育部（MOHS）下属的国家艾滋病项目（NAP）。 无国界医生自1992年开始在缅甸工作至今，也是首个进入缅甸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4年，无国界医生开始在仰光进行艾滋病的护理和健康教育，提供性传播疾病的筛查和治疗。2002年，无国界医生成为该国首家提供抗艾滋病毒治疗（ARV）的机构，并长期运作缅甸最大的艾滋病治疗项目。无国界医生在仰光的永盛（Insein）诊所和打基达（Thakata）诊所共治疗了17,000多名患者，其中许多人从该国其他地方前来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于永盛的诊所在2019年6月关闭，打基达诊所则在2020年6月底关闭，分批将艾滋病治疗的工作交回缅甸当局。 现时缅甸的国家艾滋病项目有能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令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接成为可能。在敬业的工作人员的持续努力下，无国界医生为国家艾滋病项目的分散治疗点进程作出了显著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家艾滋病项目、国家结核病项目的能力提升，病人被转入国家艾滋病项目下离病人家更近的诊所。这种将病人分散到各地治疗点的护理模式，对于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并坚持治疗起了重要作用。
8-24 | 26年来，无国界医生都是缅甸主要的提供艾滋病治疗的机构之一，现已经将其在仰光的艾滋病项目全面移交给卫生和体育部（MOHS）下属的国家艾滋病项目（NAP）。 无国界医生自1992年开始在缅甸工作至今，也是首个进入缅甸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4年，无国界医生开始在仰光进行艾滋病的护理和健康教育，提供性传播疾病的筛查和治疗。2002年，无国界医生成为该国首家提供抗艾滋病毒治疗（ARV）的机构，并长期运作缅甸最大的艾滋病治疗项目。无国界医生在仰光的永盛（Insein）诊所和打基达（Thakata）诊所共治疗了17,000多名患者，其中许多人从该国其他地方前来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于永盛的诊所在2019年6月关闭，打基达诊所则在2020年6月底关闭，分批将艾滋病治疗的工作交回缅甸当局。 现时缅甸的国家艾滋病项目有能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令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接成为可能。在敬业的工作人员的持续努力下，无国界医生为国家艾滋病项目的分散治疗点进程作出了显著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家艾滋病项目、国家结核病项目的能力提升，病人被转入国家艾滋病项目下离病人家更近的诊所。这种将病人分散到各地治疗点的护理模式，对于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并坚持治疗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