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 | 5月11日，拜登政府宣布新冠肺炎（COVID-19）在美国全境不再被认定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随即，3年多来被用于关闭美国南部边境庇护所的公共卫生命令《第42条法案》（Title 42）也正式告终。《第42条法案》由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援引，并由拜登政府多次延长，允许阻止和驱逐在美国南部边境寻求保护的人。该政策已被用于授权将超过280万人从美国驱逐至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城市，并对在美国寻求安全和福祉的移民造成了人道灾难。由于这项政策，3年来数千人被遗弃在不安全或资源不足以应对巨大需求的城市中，他们只能获得有限的住所、基本服务，且面对暴力威胁。28岁的阿曼达·玛丽贝尔·桑切斯（Amanda Maribel Sánchez）因受到威胁而逃离洪都拉斯（Honduras）的科潘（Copan）和伦皮拉（Lempira），为自己和两个孩子寻求庇护。2月初，她带着两岁和三岁的孩子越过格兰德河去美国申请庇护。但当局根据《第42条法案》将她驱逐出境。
4-25 | 在马来西亚的难民社群当中，孕妇很难获得足够的孕产妇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产前和产后护理、熟练的接生人员、紧急产科护理和家庭计划指导服务，导致难民孕妇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下文称，联合国难民署）2019年的一项研究*，在马来西亚的难民中孕产妇的死亡率为，每10万例活产就有62名孕产妇死亡，该数字远高于该国36人的平均水平（以每10万例活产为基数）。同一研究也发现，造成马来西亚难民孕产妇去世的主要原因是产后出血和妊娠高血压。然而，当地自2019年起已没有更新数据，情况令人担忧；从无国界医生在其诊所的观察所见，无证据表明这一群体的情况已得到改善。没有合法身份 难以获得医疗护理马来西亚并不是1951年《难民公约》的缔约国，国内也没有承认和保障难民的相关法律，这意味着难民在马来西亚没有合法身份，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工作和教育的机会。如果难民已在联合国难民署马来西亚办事处登记，便能以外国人价格的一半获得公共医疗服务，但即使费用已有扣减，大部分难民仍然无法负担。
4-12 | 在这个位于孟加拉国境内、全球规模最大的难民营，无国界医生团队正忙着应对持续爆发的疥疮疫情，我们呼吁其他医疗卫生组织共同出面承担。26岁的乌拉（Ajmot Ullah）是一名罗兴亚难民，自2017年起就住在位于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的营区，这里也是世上规模最大的难民营。由于罗兴亚难民无法在孟加拉国合法工作，乌拉几乎只能依靠人道救援生活，其他生活在营区内的近百万名罗兴亚难民也是如此。然而，光靠援助本身是不够的。“尤其是爆发严重疾病的时候，因为我们无法自行前往营区外的医疗机构就医。” 乌拉说。在科克斯巴扎尔生活的罗兴亚难民，已在过度拥挤的营区内生活将近六年，他们无法取得合法身分、缺乏就业机会，仅有非常有限的教育和有限的必需生活设施，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他们的处境遭遇更多限制和压力。“不只是新冠疫情，任何疾病在营区内爆发，都会让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连基本的生存都变得棘手。”
4-12 | 在这个位于孟加拉国境内、全球规模最大的难民营，无国界医生团队正忙着应对持续爆发的疥疮疫情，我们呼吁其他医疗卫生组织共同出面承担。26岁的乌拉（Ajmot Ullah）是一名罗兴亚难民，自2017年起就住在位于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的营区，这里也是世上规模最大的难民营。由于罗兴亚难民无法在孟加拉国合法工作，乌拉几乎只能依靠人道救援生活，其他生活在营区内的近百万名罗兴亚难民也是如此。然而，光靠援助本身是不够的。“尤其是爆发严重疾病的时候，因为我们无法自行前往营区外的医疗机构就医。” 乌拉说。在科克斯巴扎尔生活的罗兴亚难民，已在过度拥挤的营区内生活将近六年，他们无法取得合法身分、缺乏就业机会，仅有非常有限的教育和有限的必需生活设施，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他们的处境遭遇更多限制和压力。“不只是新冠疫情，任何疾病在营区内爆发，都会让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连基本的生存都变得棘手。”
3-13 | 34岁来自喀麦隆的阿达尼亚（Adanya），“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强暴我”24岁来自加纳的阿菲亚（Afia），“在利比亚的时候，我在卡车和公交车下睡觉，因为我没有一分钱。”28岁来自尼日利亚的易卜拉欣（Ibrahim），“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妈妈我在利比亚，她将会每天哭泣。”19岁来自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Conakry）的琳达（Linda），“他们说如果我和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就会免费带我过海。”在Geo Barents上，这4位幸存者的经历在被拯救的男男女女中很常见。我们今天的故事想要为被营救的女性发声，同时也会分享男性幸存者生活中重要的女性角色的故事。幸存者描述了导致他们穿越地中海中部的各种因素，而这条穿越所走之路则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海上迁徙路线。幸存者的故事伴随着无国界医生的女性工作人员的讲述，她们解释了自己从事搜救工作的动机，以及与Geo Barents上的幸存者之间的联系。任何为了逃避危险处境或寻找更好的生活而漂洋过海的人都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在女性的逃离之路上要面临着性别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额外负担。在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危险旅程中，女性的比例只占一小部分，约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