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 | 在2021年5月10日到21日期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和炮击造成了256人丧生，其中包括66名儿童。轰炸中近2,0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当中有600多名儿童和400名妇女，许多人受到的伤害导致他们失去四肢或失明等长期身体残障。而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射的火箭炮，造成了13人死亡、700人受伤。2021年5月21日，由埃及介入促成的停火终于生效，使轰炸得以停止。但即使是在去年轰炸事件之前，多数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早已经历过了战争的创伤。最明显的莫过于2014年的以巴冲突和2018年的"回归大游行"（Great March of Return）引发的冲突。担忧着自己的性命、看着家园变成废墟、烦恼着日常生活上的经济困难，这些创伤都因2021年5月的轰炸事件而加剧。加沙的心理健康危机，现在变得更为严峻。那些生活在加沙的200万巴勒斯坦人中，超过40%都是14岁或以下的儿童。他们出生以来就活在以色列的封锁下，从以色列的三次重大攻击中幸存下来，并经历了反复和持续的创伤。即便最近一次的轰炸已事隔一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
6-14 | 无国界医生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Afar）地区目睹的迹象显示，一场致命营养危机不断升级，情况令人担忧，急需扩大人道救援工作。在阿法尔，数十万人逃离了最近的冲突，却发现自己需要在收容社区面临干旱、饥饿以及极难获得医疗护理和干净水的问题。此时最叫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才刚刚看见冰山一角，但情况已势不可挡。 - 无国界医生紧急项目统筹维希特 (Raphael Veicht）在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紧急项目统筹维希特 (Raphael Veicht） 指出：“杜普蒂 (Dupti) 医院是整个阿法尔地区唯一运作的转介医院，而在医院里我们看着儿童经历极其漫长和艰难的旅程抵达医院，当中有太多都在 48 小时内死亡，因为他们病得太重及过度营养不良，抹煞了生存机会。”自四月以来，无国界医生一直在增加对杜普蒂医院的支持。该医院为当地超过 110 万人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数十万名流离失所者。今年，入院的严重营养不良儿童人数已超过上一年基线的三到四倍。病人的死亡率惊人地高，某几周超过两成。过去八周就有 35 名儿童死亡，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患者仅在入院后 48 小时内死去。
6-7 | 斯维特拉娜（Svitlana）来自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Zaporizhzhya）地区的Okhotnyche村。自俄罗斯军队于今年 4 月开始对该地区展开猛烈炮击后，她便逃离了自己居住的村落。她现在与母亲和 87 岁的祖母一同住在扎波罗热的避难所，并得到无国界医生心理学家的支持。斯维特拉娜分享她的故事，并解释为何她认为心理支持对受乌克兰战争影响的人很重要。在我生日那天，我第一次感到极度害怕。爆炸声彻夜不断，我很快把生日抛诸脑后，只顾着祈祷，寄望家人和我能平安看见明天。从那时起，事情开始变得非常糟糕。我最害怕被占领。有一晚发生了多次爆炸，令我不敢待在屋内，所以去了花园睡觉。当时是四月，天气仍然冷，但我还是穿得很暖和地睡在折叠床上。我被零星的爆炸声吵醒。那时我没有手机在旁，所以无法知道当时的时间。我被极浓的烟雾包围，无法确认是什么被击中。是我们村吗？还是军队只是路过河边？我不知道该跑到哪里，或者躲到哪里。逃跑时，我们在雨中拖着坐在单车上的祖母走了两公里，然后要穿过一条天桥。我们担心它已经满布炸药，因为我们身处河的这一边有俄罗斯士兵，而另一边似乎仍受乌克兰控制，所以我们也不确定能否安全过桥。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村庄，但那里也开始遭受炮击，于是我们又继续动身寻找安全的地方。
5-31 | 5 月 28 日星期六，一名无国界医生员工在中非共和国西北部瓦姆（Ouham）省，遭该国武装部队雇用的一名人员连开3 枪后死亡。组织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事件，并呼吁当局厘清导致我们同事遇害的情况。46 岁的艾哈迈德（Mahamat Ahamat）自 2010 年起在莫言西多（Moyenne-Sido） 镇担任无国界医生的配药员。事件发生于约早上 6 时，当时他休班留在家中。具体情况仍有待阐明，但我们得悉艾哈迈德中了三枪，并于数小时后在卡博（Kabo）医院重伤不治。艾哈迈德有一名遗孀和四个孩子。我们正联系他的家人，以在这艰难时刻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我们也正与卫生部、国防部和其他有关当局接触，以了解是何等情况导致这种不可接受的局面。我们同事的惨死正提醒我们，身处中非共和国的人一直受到持续的残酷冲突影响。当前的冲突各方，必须尊重平民、人道救援和医疗人员、病人以及医疗设施，而非视之为攻击目标。
5-13 | 自2月25日到4月初，位于基辅市郊的戈斯托梅利（Hostomel），镇内曾爆发激烈战斗，更一度落入俄罗斯军队控制。尤兹瓦克（Olena Yuzvak）医生回忆战争状况：“自从战争的第一天，霍斯托梅尔出现战斗起，情况非常恶劣，很多人受伤：炸弹创伤、挫伤等等。人们感到害怕，需要安慰。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没有为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尤兹瓦克医生倾尽所能，继续提供医疗护理。她回想说：“戈斯托梅利遭占领期间，时刻都有士兵都坐在门诊诊所内。我没有在小区内走动，因为外面非常危险。人们到我家来。邻居带来药品，我还有一些药品的储备。我们用剪刀剪开它们，再按照需要分发。有人需要抗生素；有人需要降血压药物。我们依靠剩余的一切来应付需要。”战事告一段落后，俄罗斯军队撤出城镇，平民基建都遭受严重破坏。无国界医生紧急项目统筹沃尔茨（Anja Wolz）回忆：“我记得在前往城镇的第一天，我们都在车上，没有人说半句话。我们目睹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一部部的坦克、（焚毁的）汽车，还有种种破坏……情况超乎想象。后来人们开始问：‘你怎么样？’‘我还活着，但丈夫和儿子都不在了。’先前觉得这些情景就像电影情节，不可能是真的，直到那一刻才感觉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