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8 | 在希伯仑省(Hebron)“C区(Area C)”,当地社群因各项行政措施限制和交通不便,难以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对妇女的影响尤甚。 约旦河西岸有超过一半地区被划为“C区”,即军事与民事的管辖权均由以色列政府控制的一片区域,在此,约30万名巴勒斯坦人散居于各小型社区,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人需要依靠流动诊所提供的基本医疗护理。即使前往最近的诊所,实际路途也很远,而且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人们往往要支付难以负担的交通费。另外,当地道路情况恶劣,车辆很难通行,所以救护车也无法前往有需要的社区。如人们需要求医,即使是孕妇,也需要提前准备好一大段时间。位于希伯仑C区的马萨费尔亚塔(Masafer Yatta)长期欠缺医疗服务,曾有当地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流动诊所服务,却因经费遭到削减,或由于政府实施更严格法律管制而被迫暂停。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当地的医疗系统负荷更大,难以应付庞大的医疗需求。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11-27 | 早前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Tigray region)一处军事基地遭到袭击,埃塞俄比亚总理在11月4日下令,向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采取军事行动。冲突不断升级,已对数十万人造成影响,并有可能破坏该国各地和邻近地区的稳定,恐酿成更严重的人道灾难。 11月7日,首批人群从埃塞俄比亚抵达苏丹。截至11月25日,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已有42,000名埃塞俄比亚人经登记后进入苏丹,但不少人入境时未作登记,因此实际人数可能更高。目前民众通过三处位置进入苏丹,从苏丹东部卡萨拉州(Kassala state)的哈姆代特(Hamdayet)入境的人数最多,约占三分之二;约三分之一难民进入了苏丹东南部的加达里夫州(Gedaref state);而少数(2%)则前往苏丹南部的青尼罗州(Blue Nile state)。 苏丹东部和东南部收容了埃塞俄比亚难民,以下为我们的团队在两地的所见所闻,简述无国界医生团队如何应对状况。 哈姆代特边境站无国界医生团队在卡萨拉州哈姆代特的边境站工作。
11-3 | 照片摄于无国界医生位于皮博尔的诊所。洛根其中两名孩子罹患麻疹。无国界医生自8月18日接受首宗疑似麻疹个案后,已治疗超过250名患有麻疹的儿童。©MSF/Andreea Campea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