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参与两次由米苏拉塔到突尼斯船只撤离行动的护士长克里亚多佩雷斯（Alison CRIADO-PEREZ）撰写：
我们刚刚完成无国界医生第二次的撤离，将伤者由被包围的城市米苏拉塔（Misrata），送抵安全之地──位于突尼斯的医院。我走出阳台，见到一位细小的金发女孩，在阳光下，独自在楼下的庭园起舞。这个对比太过强烈了，我发现自己泪如泉涌。
几日后，这里有更多眼泪。易卜拉欣（Ibrahim）仍在深切治疗部，挂上监察仪器、插管及静脉注滴，他拿起凯特（Kate）的手，吻了一下。在无国界医生第一次越洋时，凯特已经一整晚照顾他。如果他还留在米苏拉塔，可能经已离世。但他还活着，只不过其中一条腿已切除，只保留膝盖以上部分。
四月初，我们将七十一名病人成功带离被蹂躏的米苏拉塔，得知这城市每日持续被轰炸，造成无法想象的伤亡，医院爆满，促使了无国界医生团队在十日后，再次利用船只撤离。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将七十名严重受伤的病人带走；但这行动差点不能成行。
天气报告预料周末天气恶劣，为了避过海面上大风浪，我们将旅程提早几日。天意弄人，数以百计的突尼斯渔民抗议政府收取高昂燃料税，把我们堵在斯法克斯（Sfax）港口。那傍晚，我们被一条由渔船灯火形成的红色线，阻碍通往大海的出口。
与政府谈判未有结果，渔民亦不肯让步。我们的紧急项目统筹安德烈（Andrei）尝试自行想办法。他和担任团队翻译的突尼斯心理专家将橡皮艇放到水中，然后驶向那条封锁线。混杂的燃料，破烂的艇桨，令他们慢下来，但终归于这位年轻心理学家的魅力，加上安德烈热诚地反映出这趟旅程彰显出的人道救援精神，终于令渔民肯为我们让出通道。
救援队伍在上层甲板热烈欢呼，延误二十四小时后，我们终于启程前往米拉苏塔。我们再多花了几小时为迎接病人作好准备，例如把小型深切治疗部内的监察仪、氧气及呼吸器稳固，以防海面波涛汹涌，又将所有其他的仪器和药物整理好，方便拿取。之后，我们找到空位后便铺出垫褥，稍为小睡，为未来日夜继续奋战，做好准备。
可是，后来我们遇到更多延误：当我们在米苏拉塔对开二十海里的国际水域上等候，我们收到消息指，港口现时遭到炮轰。安德烈告诉我们：「我在卫星电话中，听到炮轰声。这现在要进去，并不安全。」带着沉重心情，想着在港口的悲痛情况，有死去的，也有伤者躺在地上需要救援。船上燃料不足够我们继续在海面等候，于是决定先到马尔他（Malta）补给燃料，翌晨再回到这里。
一线机会终于到临：炮轰暂停，我们可以在米苏拉塔登岸，开展撤离行动。救援车缓缓驶进，艰难的分流程序开始──救谁和把谁留下。队中其中两名成员，包括一名医生及一名后勤人员，上岸后走入米苏拉塔城内，评估医疗设施的情况，罗斯楚普（Morten ROSTRUP）医生告诉我们：「主要医院被轰炸，但他们仍然使用它，其他诊所的情况也如是。这里缺乏资深医生和护士，医疗仪器及药物亦剩下不多，他们完全倚赖外来救援。」食水又短缺又骯脏，电力供应亦不稳。
他又说：「米苏拉塔还面对其他危机，如在这里聚集的入境者，他们希望可以找到出路，逃离利比亚。他们就在马路旁，以塑料帆布搭成帐篷露宿，靠少量食物和支援过活，约有五千至八千人，而数字正不断增加。」
同时，在码头，救护车陆续载着病人到达，他们都是被医院选为最有需要撤离的人。我们同意设限，仅对三名病人使用维持生命的器材，我们只有少量氧气，而每名使用呼吸器的病人，亦需要一对一的照顾。要为更多人提供这些器材，就表示我们要限制带上船上的其他病人的数目，以安全地度过这十二小时旅程，前往突尼斯斯法克斯。我们一行共有三名无国界医生医疗人员，再加上约八名突尼斯医疗义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看看能够照顾多少名严重伤者。此外，当海面翻起巨浪，几乎一半医疗人员不适，未能工作。」
当我见到一位母亲，向情况危殆的儿子吻别时，我哭了──为何她不可以跟着儿子一起走？但最终我们离开了，照顾病人的工作开始，当中有十人情况严重，而全部需要护理。
我们在垫褥间的狭窄空间奋斗，当海面变得大浪，经常要手脚并用来爬行，做静脉注滴、更换敷药、注射抗生素、给予镇痛剂；要处理这么多严重伤者──骨折、截肢、胸腹受伤、由炮弹碎片及子弹所造成多处伤口、头部受创及烧伤──我们需要大量工作。依靠呼吸器的病人，需要不断观察；其中一名曾接受气管切开手术的年轻男性，因呼吸困难要进行抽吸。要跟上所有需要相当困难。我们是否处理得到？我经常担心着。
凌晨三时，我抓紧时间打算睡数小时，听到海浪冲击着上层休憩室的窗户。海面愈来愈汹涌，卷起约有二米半的浪。紧急项目统筹安德烈告诉我：「船长说继续去斯法克斯太危险，我们要驶进另一个航道，应该会较易航行。我们无法前往斯法克斯。风暴持续了三个小时，而另一个更大的风暴正吹向斯法克斯。由于很多病人在风暴中有移动过，之后感到痛楚，于是我们决定在杰尔吉斯（Zarzis）靠岸治理他们。我们躺下来照顾他们，尤其是那些依赖呼吸器的病人，确保他们连接上仪器。
坏消息来了。在斯法克斯，二十四部救护车已在等候，准备将病人送到当地大型医院，可惜在杰尔吉斯根本没有人预知我们前来。现在我们唯有在没有准备，在杰尔吉斯的一个较小的港口登岸。
政府卫生部门及国际卫生组织在码头，协助我们解决混乱情况，红新月会亦派出担架，其实斯法克斯和杰尔吉斯只离四小时车程，但接载病情最危急的病人的特别救护车好像永远不会抵达。我们想要直升机，不过风太大，太危险。我们只有等待。
最终，情况最严重的都经已上路。现在我们要为剩下的六十多人找医院，为每个人寻找最合适的医院。国际卫生组织的医生艾丽斯（Alice）问我：「找出十个情况容许坐上三小时小型巴士的病人，再找两个伤势较严重，需要躺在救护车的，另外还要两个可以自己坐，不用别人照顾的。」这工作花上一整天，再计算旅程已花去的一天一夜，我们的耐力已到了极限。
我陪伴一位年轻男病人阿卜杜勒马吉德（Adbelmajid）上救护车，他面上充满痛苦和焦虑，看上去情况相当严重。他打了个手势，指着眼睛下面。我问在救护车上的随行辅助医疗人员：「他在说甚么？」她回答道：「他说他会再见到你。」我希望这话会成真。
几日后，凯特和我走访不同城镇，到那些病人入住的医院，看看他们的情况。大家以笑声欢迎我们，又不停道谢。差不多每个人看起来，情况都有所好转，只有一个年轻男人在深切治疗部，情况仍然危殆。不过，阿卜杜勒马吉德在哪里？我们在最后一间医院，已经到了最后的病房。一位很帮得上忙的突尼斯的外科医生告诉我们：「还有多一位病人在深切治疗。」当我们进入深切治疗部，我摒着气。他在这里，伤还重，但仍活着，而且情况转好。我们走近时，他对着我们微笑。
那傍晚，我们在杰尔吉斯房子外的庭园上站着，欣赏月亮的倒影在海面上闪烁，旁边围着棕榈树的倒影，一切相当平静。
安德烈说：「天堂和地狱可能是一线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