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 | 无国界医生已暂停在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Amhara）、甘贝拉（Gambella）、索马里（Somali）地区，以及提格雷（Tigray）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所有工作，以遵守埃塞俄比亚公民社会组织局（Agency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于7月30日发出为期三个月的暂停指令。无国界医生收到指令后，采取了所有必要行动以满足埃塞俄比亚公民社会组织局的要求。他们的调查工作仍然持续，当中包括将所有医疗和人道项目暂停三个月。在短促的通知期内，所有病人均需离开无国界医生的诊所，令这些地区的人能够获得的医疗护理更为有限。一支有近1,000名埃塞俄比亚员工的团队也只能在家中候命，而几乎所有国际人员都已经离开该国。在无国界医生目前已暂停活动的四个地区内，2021年的头六个月内，我们的团队已为212,000名成年男女和儿童提供门诊诊症、接收3,900名病人接受专科护理、为3,300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并协助1,500名妇女分娩。在埃塞俄比亚当局发出指令暂停我们的医疗和人道援助之际，其国内的人道需求非常庞大，全国各地有数百万人需要食物、饮用水、栖身处和医疗护理。
6-22 | 利比亚的黎波里市内两个拘留中心一再发生针对难民和移民的暴力事件，国际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于6月22日宣布暂停在马巴尼（Mabani）和阿布萨利姆（Abu Salim）拘留中心的工作。无国界医生在利比亚的任务负责人柳天蕙（Beatrice Lau）说：“作出这个决定相当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留在拘留中心工作，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每天都承受痛苦煎熬。但是暴力持续发生，对难民和移民构成严重伤害，而我们的工作人员面对的安全风险也已超出可以接受的水平。如果暴力未能平息，情况亦未见改善，无国界医生便不能在设施内提供人道医疗护理。”自今年2月起，拘留中心内发生的虐待和暴力事件不断上升，在短短一星期内，无国界医生团队便已经目击和接到至少三宗暴力事件的报告，受害者均承受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在6月17日，我们进入了马巴尼拘留中心，该处用作“收容和遣返移民”，环境极其拥挤，估计至少收押了2,000人。无国界医生团队目击了中心警卫的暴力行径，有人尝试离开营房接受我们医疗队的诊治，竟遭警卫无差别殴打。
6-10 | 无国界医生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再次呼吁欧盟领袖彻底改变他们对待移民所采取的态度，并停止加紧现有的围堵和恐吓政策，以免继续危害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其他移民的健康和安全。这些伤害都是不必要和可避免的。报告作者之一、无国界医生移民问题人道顾问穆萨（Reem Mussa）说：“五年多以来，欧盟把人们困在希腊岛屿的‘热点地区’，处理他们的庇护申请的政策，已造成前所未有的危机，使人们承受巨大苦难。 这一切都不是意外使然。欧盟设计出来的‘热点 ’模式，不单是用来处理移民的庇护申请，也是为了阻止恐吓那些敢于在欧洲寻求安全的人。”这份名为《在欧洲边境制造危机》的报告，显示欧盟的移民政策如何危及被困希腊岛屿上的人的健康和安全。 熬过暴力和苦难的幸存者被困在恶劣环境中，经历严苛的边境和庇护程序，但对于自身的法律地位的信息掌握甚少。 这制度已酿成悲惨局面，令人们身陷危机之中，并侵蚀他们寻求庇护的权利。组织在希俄斯岛（Chios）、莱斯沃斯岛（Lesvos）和萨摩斯岛（Samos）的心理健康诊所，于2019 年至2020 年间，治疗了 1,369 名病人，当中很多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状况，包括创伤后压力症和抑郁症。 逾180 名接受组织治疗的人曾自残或企图自杀，其中三分之二是儿童，最小的只有6岁。
5-13 | 无国界医生于2021年5月12日重新启动在地中海中部的搜救行动，拯救经利比亚出发、尝试取道致命海上线路的难民和移民。 自2015年起，无国界医生在搜救船上的医疗队目睹在欧洲边境上演的人道惨剧，成千上万人在海洋中溺毙，或是被迫遣返至环境恶劣的利比亚。这一次，无国界医生独立租下船只“Geo Barents”号，以救助身陷险境的人，为他们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无国界医生海上搜救行动经理费尔登（Ellen van der Velden）说：“团队回到海上，是因为欧洲罔顾人命的鲁莽政策，这些政策将人们逼上绝境。” 今年迄今为止，已有至少500人在尝试横渡地中海中部时丧命。其中，4月22日发生的一起可怕船难夺走了超过130条生命。那些在海上侥幸生还的人，仍要冒着被由欧盟支持的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拦截、遣返至利比亚的风险。他们中大多数会被肆意关押在危险的拘留中心内，面临虐待、性暴力、剥削甚至是死亡的人身威胁。 费尔登续说：“在过去几年，欧洲各国政府逐步退出地中海中部的主动搜救活动，不再帮助垂危的人们，故意妨碍、甚至加罪于由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急需的搜救工作。
4-1 | 最近，我在巴格达市的街头目击了新景象。在市内众多检查哨的其中一个，许多身穿白色医师袍、戴着N95口罩的男人站在士兵前面，逐一检查小面包车内的乘客是否佩戴了口罩，原本穿梭在排队受检车阵中兜售香烟的小贩，多了贩卖口罩的新副业。然而，除此之外，很难看到新冠肺炎对这座城市有什么冲击。而那些我日夜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亲眼所见的痛苦，却无法被络绎于途的社会大众知悉。当伊拉克再次陷于猛烈来袭的第二波疫情时，这份苦难也随着巴格达成为疫情的风暴中心而加倍严重。从2020年9月底以來，我们总共收治了大约350名病危和重症患者，仅仅上个月的人数就占了120名。为了治疗不断涌入的病患，我们医院从36张病床增加到51张病床；尽管团队成员尽了最大努力，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在最近的一天之内，就有7名患者死亡。无论是否进行临床工作，所有工作人员都累倒了。巴格达的第一波疫情高峰持续了很长时间，从7月到11月，这使得该市的氧气供应紧张、卫生系统如走钢索般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确诊数字仅在12月和2021年1月短暂下降，2月又开始急剧上升，1月31日和2月28日单日确诊新增人数分别为714和3,428例，3月24日则创下疫情开始以来的单日新增确诊最高人数，6,051例——而且这可能还是被低估的数字。在第二波疫情将我们吞噬之前，病毒并没有留给我们足够时间喘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