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 罗兴亚难民法鲁克(Faruk)*住在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营地。他说:“没有人想做难民,这里的生活不易。我们每天都像过着监狱般的生活,不能离开难民营范围,要得到特别批准或有特殊情况才能获准离开,例如出外求医或出现紧急情况。”他续道:“我有时会咬自己,看看还有没有感觉,也试过自杀。”在过去三年,科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难民都活在极为拥挤的难民营内。他们对未来感到绝望,加上没有合法身份,导致心理健康受到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为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更多限制和压力。疫情大流行之外,难民营内的生活也没有任何改善迹象。为了解决过度拥挤的问题,营地重新安置部分难民,更令他们感到不安。
1-11 | 萨金特(Kiera Sargeant)曾担任无国界医生在苏丹的医疗统筹,以下她会介绍无国界医生如何在埃塞俄比亚边境应对难民危机。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发生了什么?“2020年11月初,来自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Tigray)的难民开始从哈姆代特(Hamdayet)和卢格迪(Lugdi)进入苏丹。起初难民数目不多,但后来每天增加超过1,000人,至今已经有超过55,000名难民从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抵达苏丹。难民都留在卡萨拉州(Kassala)和加达里夫州(Gedaref),而加达里夫设有两间官方常设营地,分别是乌姆拉库巴(Um Rakuba)营地、以及新设立的塔尼德巴(Al Tanideba)营地。把难民从边境接待营送到位于加达里夫的官方营地,需时约10至15小时。” 无国界医生如何应对难民潮?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8-25 | “在难民营生活的日子非常难熬,空间狭小且没有可以给小孩玩的地方。”希迪格(Abu Siddik)告诉我们,他住在孟加拉东南海岸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区的一个难民营,在这仅26平方公里大的土地上,挤满了86万罗兴亚难民。 “家里的房子被烧毁,是我离开缅甸的原因。他们不仅虐杀罗兴亚人 ,还折磨我们的妇女。生活充满危险。” 希迪格叙述的场景,是缅甸安全部队自2017年8月所展开的“清剿行动”,这一系列行动迫使超过70万名罗兴亚人离开若开(Rakhine)邦,穿越边境前往孟加拉;而在此之前,已有20多万罗兴亚人为逃离暴力而先行逃至该国。 动身逃难以前,许多人都曾亲身经历或目睹亲友被杀害、自己的家被摧毁等恐怖暴行。
8-24 | 26年来,无国界医生都是缅甸主要的提供艾滋病治疗的机构之一,现已经将其在仰光的艾滋病项目全面移交给卫生和体育部(MOHS)下属的国家艾滋病项目(NAP)。 无国界医生自1992年开始在缅甸工作至今,也是首个进入缅甸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4年,无国界医生开始在仰光进行艾滋病的护理和健康教育,提供性传播疾病的筛查和治疗。2002年,无国界医生成为该国首家提供抗艾滋病毒治疗(ARV)的机构,并长期运作缅甸最大的艾滋病治疗项目。无国界医生在仰光的永盛(Insein)诊所和打基达(Thakata)诊所共治疗了17,000多名患者,其中许多人从该国其他地方前来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于永盛的诊所在2019年6月关闭,打基达诊所则在2020年6月底关闭,分批将艾滋病治疗的工作交回缅甸当局。 现时缅甸的国家艾滋病项目有能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令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接成为可能。在敬业的工作人员的持续努力下,无国界医生为国家艾滋病项目的分散治疗点进程作出了显著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家艾滋病项目、国家结核病项目的能力提升,病人被转入国家艾滋病项目下离病人家更近的诊所。这种将病人分散到各地治疗点的护理模式,对于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并坚持治疗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