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 随着一种高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南部非洲传播，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和马拉维的医疗人员正在奋力救治越来越多的患者，但是他们获得疫苗保护的机会却非常渺茫。无国界医生呼吁公平地分配新冠肺炎疫苗，优先保护包括非洲在内所有国家的一线医疗人员，以及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后会有更大风险发展成重症甚至死亡的人群。无国界医生救援行动总监雅梅（Christine Jamet）说：“我们对新冠肺炎疫苗在全球的分配不公感到震惊。许多富裕国家在近两个月前就开始为本国医疗人员及其他群体接种疫苗，但像斯威士兰、马拉维和莫桑比克这些难以应对大流行的国家，还没有收到一剂疫苗来保护一线医疗人员在内的面临最大风险的群体。”在斯威士兰，这个仅有11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都有200例新增病例，死亡人数大约是第一波疫情时的4倍，同时，据医疗人员反映，这一轮疫情下病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医疗设施不堪重负，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在恩赫兰加诺（Nhlangano）医疗中心设立了帐篷病房，并增派医生和护士来护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8-24 | 26年来，无国界医生都是缅甸主要的提供艾滋病治疗的机构之一，现已经将其在仰光的艾滋病项目全面移交给卫生和体育部（MOHS）下属的国家艾滋病项目（NAP）。 无国界医生自1992年开始在缅甸工作至今，也是首个进入缅甸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4年，无国界医生开始在仰光进行艾滋病的护理和健康教育，提供性传播疾病的筛查和治疗。2002年，无国界医生成为该国首家提供抗艾滋病毒治疗（ARV）的机构，并长期运作缅甸最大的艾滋病治疗项目。无国界医生在仰光的永盛（Insein）诊所和打基达（Thakata）诊所共治疗了17,000多名患者，其中许多人从该国其他地方前来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于永盛的诊所在2019年6月关闭，打基达诊所则在2020年6月底关闭，分批将艾滋病治疗的工作交回缅甸当局。 现时缅甸的国家艾滋病项目有能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令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接成为可能。在敬业的工作人员的持续努力下，无国界医生为国家艾滋病项目的分散治疗点进程作出了显著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家艾滋病项目、国家结核病项目的能力提升，病人被转入国家艾滋病项目下离病人家更近的诊所。这种将病人分散到各地治疗点的护理模式，对于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并坚持治疗起了重要作用。
6-12 | 无国界医生（MSF）表示，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 Natal）小镇埃绍韦的艾滋病/结核病治疗项目，提前一年达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IAIDS）制订的“三个90”1的目标。无国界医生针对这个以社区为本的艾滋病/结核病治疗项目，进行后续调查，成果为90-94-95，意思是：90%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了解自己的状况；而其中94%艾滋病感染者现正接受抗病毒治疗；而他们当中的95%已经抑制住病毒载量（viral load）。这些结果印证了无国界医生的观点：小区层面的介入，能够成功接触及直接支持更多未能接受常规医疗服务的人士——这是控制艾滋病疫情的关键。 “三个90”目标是反映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应对艾滋病的重要指标，根据南非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HSRC）在2018年的数据，以往南非的全国数字估计为85-7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