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6 | 无国界医生于7月15日发布的报告警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不足。鉴于该国性暴力的严重程度和影响，无国界医生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及其伙伴立即采取行动，以满足我们所观察到的医疗、法律和社会经济层面上的需求。 萨拉马比拉（Salamabila）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涅马省（Maniema）矿区的一座拥有71,000名居民的城市。性暴力的普遍程度令人震惊：平均每个月都有120至150名遭受性暴力的患者来到无国界医生的设施。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仅3月份，就有221人前来咨询。为了帮助这些饱受污名化之苦的人，无国界医生实施了创新的去中心化项目方案：设立18间生殖健康机构直接在社区里面工作，以确认和接待经历过这类暴力的人。除了提高人们对这一巨大社会问题的认识外，医疗机构还准备好在暴力发生后的72小时内提供必要的急救。通过适当的护理和药物治疗，可以避免性传播疾病和其他疾病以及意外怀孕。
5-29 | 无国界医生呼吁缅甸军政府和其他团体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获得医疗护理，并保证医护人员能够在提供救命医疗护理时，不受攻击、拘留或恐吓。缅甸进入军事统治接近四个月，公共医疗服务仍然受到严重干扰。众多公立医院和诊所关闭或被军方占领，即使仍有部分医院和诊所开放，但由于医护人员罢工，这些医疗设施只能提供有限的服务。无国界医生在转介病人接受专科治疗时也少了选择。这些挑战令很多人难以获得医疗护理。倘若缅甸爆发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届时将会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因为该国在检测、治疗和疫苗接种方面的能力远逊于军方掌权前的水平。 局势不稳有碍人们获得医疗护理病人通常只能选择到私立医疗设施求诊，或是前往由军方控制的医院；前者费用高昂，或难以负担，后者则可能令病人安全受到威胁，特别是曾经参与抗议和公民抗命运动的病人。部分地区设有由非政府组织运作的诊所，但是未能涵盖所有需求，医疗活动亦受到军政府限制。无国界医生支持的一间诊所接到军队通知，不能医治示威者。后来军队前往诊所，下令拆除急救病床，并要求将所有伤者转往军医院或由军方控制的医院。警察更逮捕一名曾参与示威的诊所义工，并要求诊所交出其他工作人员的姓名和地址。该诊所一度被迫关闭，目前亦只能靠一名骨干员工勉强维持运作。
5-29 | 缅甸军队实施的暴力和威吓，正营造一种恐惧气氛，并阻碍艾滋病人获得救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郭丁芒瑞（Ko Tin Maung Shwe） 是一名同时患上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的高危病人。他需要定期获得医疗咨询以观察病情，并服药控制症状。但自2月1日军方掌权以来，定期复诊和取药变得越来越困难。郭丁芒瑞说：“现在的路途不像从前那么轻松。过去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但是我现在连在街角拐弯都要分外小心，因为军方会检查汽车、电话和人。我感到害怕，必须在出门前打电话了解路线情况，如果一切安好我才会出去。”“如果我没法去到拿药的地方，便会因无药可服而死去。我必须靠这种药保住性命。”郭丁芒瑞住在缅甸的经济首府仰光的Thaketa镇，经常去他家附近的Thaketa医院内一间由无国界医生员工负责运作的诊所。但与全国大多数公共设施一样，诊所目前几乎无法运作。过去几周军方占用医院场所，工作人员和病人都因担心自身安全或被逮捕而拒绝前往，而很多在该诊所工作的医生和护士，都因反对军方夺权而罢工。然而，郭丁芒瑞不能停止接受治疗。 由于医院关闭，无国界医生正利用其仰光办事处，为他和其他情况类似的病人，提供医疗咨询、血液化验和药物治疗。
2-3 | 随着一种高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在南部非洲传播，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和马拉维的医疗人员正在奋力救治越来越多的患者，但是他们获得疫苗保护的机会却非常渺茫。无国界医生呼吁公平地分配新冠肺炎疫苗，优先保护包括非洲在内所有国家的一线医疗人员，以及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后会有更大风险发展成重症甚至死亡的人群。无国界医生救援行动总监雅梅（Christine Jamet）说：“我们对新冠肺炎疫苗在全球的分配不公感到震惊。许多富裕国家在近两个月前就开始为本国医疗人员及其他群体接种疫苗，但像斯威士兰、马拉维和莫桑比克这些难以应对大流行的国家，还没有收到一剂疫苗来保护一线医疗人员在内的面临最大风险的群体。”在斯威士兰，这个仅有11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都有200例新增病例，死亡人数大约是第一波疫情时的4倍，同时，据医疗人员反映，这一轮疫情下病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医疗设施不堪重负，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在恩赫兰加诺（Nhlangano）医疗中心设立了帐篷病房，并增派医生和护士来护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