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约凌晨1点，轰炸开始在也门展开。遍及整个国家。不只是首都萨那，还在萨达（Sa’ada）、阿姆兰（Amran） 、哈杰（Hajjah ）、扎莱（Al Dhale’）省。对于在也门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说，他们不只面对战争的恐惧，也面对要中断抗病毒治疗的恐慌。首次轰炸发生后的数天，很多人来到在古姆胡里（Al-Gumhuri）医院的艾滋病诊所取药，这是你在萨那唯一可以获得抗艾滋病毒治疗药物的地方，无国界医生自2010年开始断断续续在此工作。许多人也正计划要回到家乡，以寻找安全栖身的地方。

 

当反对总统的示威演变成冲突，使萨那市一分为二时，我们立刻启动根据2011年经验、为应付萨那市危急情况而制订的应急计划，为所有无法前往诊所的人提供抗艾滋病毒药物。再者，鉴于该国动荡不安，我们已经在2014年采取许多措施，确保正接受治疗的人们不会中断治疗，例如我们定时告知他们当紧急情况时该如何应对、更新所有病人的数据、向住在最不稳定地区的病人提供足够两个月服用的药物，并加强我们抗病毒药物的储备。

 

当3月26日冲突升级时，我们开始打电话给由艾滋病毒感染者与病人组成的不同协会，以弄清楚他们的状况，是否能前往诊所取药。首先，我们打给据我们所知住在最不稳定省分的病人，如萨达、扎莱、哈杰省与亚丁；接着打给住在首都最艰难的地区的人；第三，打给已预约在未来数月到诊所取药的人。4月初，当时在萨那接受治疗的773人中，我们已经设法联系到745人。在各个艾滋病协会与国际移民组织的协助下，我们得以找到许多没有回复的病人。

 

接着我们开始向所有病人，都提供够两个月治疗用的药物。许多人能够自己前往诊所取药，但其余的则有很多人因战事、欠缺燃料或路费而无法前往取药。所以我们寻找接触他们的最佳方式，并给予治疗药物。阿卜杜勒巴耶（Abdulbaset）是一位负责药房的护士，与我一起前往许多地方分派药物，有时我们的人身安全甚至会受到威胁；举例来说，邻近军事设施的地点，就会经常被空袭。此外，阿卜杜勒巴耶以及各个艾滋病病人协会的成员，也会骑着摩托车到萨那村外的偏远村落派发药物。

 

此外，接受治疗的人会有我们的电话号码，所以他们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以解决任何疑虑。不过因为电力短缺和电信系统受攻击，即使是讲电话，有时也不容易。

 

除了在萨那的这间诊所之外，国内还有其他4间发放抗艾滋病毒治疗药物的诊所。无国界医生自5月开始支持它们，寄送足够两个月供应的治疗药物补给予每间诊所。那并不总是容易。举例来说，药物曾于亚丁的某个检查点受阻2星期。

 

当战争持续，前往某些诊所变得更困难，我们于是进一步的给病人足够使用到年底的药物。现在，我们正在所有国内艾滋病治疗诊所如此做，故我们正向所有病人提供药物。我们已向预约于11月或之前要到诊所取药的人派发药物，所以这工作已进行到最后阶段。

 

我们也处理机会性感染，最常见的包括有结核病、肺炎、腹泻与念珠菌病。我们治疗这些来到古姆胡里医院的人，且向其他艾滋病治疗诊所提供药物。此外，我们确保所有国内艾滋病治疗诊所，都有治疗艾滋病所必需的检验试剂。

 

在也门，艾滋病的污名非常严重。艾滋病感染者持续受到歧视，歧视甚至来自不了解此疾病的医疗人员。当我还在研读药学的时候，一位朋友的兄弟孤独的在家死亡，没有任何医疗护理，只因他有感染了艾滋病毒。我当时就决定，我要努力改变这样的情况。

 

目前的战争，让我看到许多艾滋病感染者面对的艰难情况。例如有人冒生命危险，从其中一个战事最激烈的省分抵达萨那的诊所后，在回家途中于检查点被发现携带艾滋病药物而被控走私，坐牢两星期。我也记得一名妇女，因为无法前往诊所，开始服用半片药片以取代整片药片，并只隔天服用，让她不需要完全停止疗程。

 

为了在此非常时刻支持艾滋病病人，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做「受保」（‘Be-Insured’）的计划，由各个艾滋病协会的负责人，打电话给病人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药物存货、心理与经济状况。然后，我们的队伍会提供心理支持给有需要的人。

 

最后，这是我们的工作与责任：找方法让所有人都不需要因战争而中断治疗。这是我的国家的艰难时刻，但我们也正尝试不要让感染者因此而过得更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