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日，我在达尔富尔接近两星期。这天我休假，但在不大安全的地方工作，有时总要牺牲一些自由，结果我差不多整天都留在营地里。这天天气很好，我花了一些时间，细阅一本有关卢安达种族屠杀的自传，并庆幸这天没有收到紧急电话，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 接近傍晚时分，有人建议看日落。于是，我们登上利雅难民营后面的一座小山丘，山丘的对面是一个山谷，那里有一大片绿色草原和耕地，可看到完成一天工作，或运送食水和执拾柴枝的人们，正骑着驴子或徒步回家。 终于，太阳完全消失于地平在线。从远处眺望，那应该就是苏丹西面的邻国乍得吧，也就是去年数以万计的苏丹人民，为逃避暴力袭击，希望能够寻得栖身之所的地方。 第二天晚上，将近凌晨二时，突然传来「砰！砰！」声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并很快意识到那是枪声。这可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听到真正的枪声呢。再有两声枪响随后而至，枪声是从与营地很接近的地方传来的。我有点惊慌，不知所措，我应留在房内，抑或出去看看？若有人冲入房内，我该怎么办？我听到守卫在营内四处巡视的脚步声，然后是一片沈寂。约十五分钟后，我的肾上腺素逐渐回复正常水平，并再次陷入熟睡中。 早上起来，我兴奋地和营地中的队员讲述前一晚的枪声事件，他们却显得出奇的平淡和镇定，只说：「在这里，每晚也会有枪击事件发生。」是我之前一直太熟睡，直至这一晚才听到枪声吗？实在摸不着头脑。 我再到医院看看四天前由哈比拉送来、有肠道梗塞的男病人。他刚被送抵时，我曾一度怀疑他的肠道梗塞是寄生虫所致，但触摸检查他的腹部时，却又感到他的右下腹有硬块。观察了四天，他的情况未有好转，他需要的是接受手术，但没有人愿意捐血，不能进行手术。他儿子的血型与他不吻合，便找遍住在埃朱奈纳的亲戚，向他们求助，但始终没有人到医院接受血液测试…… 转眼间已过了接近一个月，我的救援工作也告一段落。诚然，要改善当地的情况，说的可能是花上六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绝不是我一个人在短短时间之内可以办到。 就以疟疾和结核病为例，那是当地十分普遍的传染病，大部分当地人，一生人里最少感染一次疟疾，他们虽然知道疟疾是甚么一回事，但有时总是不到最后一刻也不求医，又或是当地医生给他们的治疗并不恰当，包括开出已失效或份量不当的药物。而当地居住环境卫生恶劣和营养不良，则导致结核病肆虐，纵使苏丹政府曾设立全国抗结核病计划，但很多时因欠缺基础设施、药物供应，结果计划始终未能全面推行。 至于艾滋病，那也是「无国界医生」认为最大机会影响当地公众健康的传染病之一。苏丹的传统文化容许一夫多妻制，而有愈来愈多的证据，也左证了社区内出现性暴力事件。从妇女健康诊所接收的性病个案中所见，我们相信艾滋病在当地已有某程度的广泛传播。然而，当地人都不大察觉自己已受感染。 于是，在过去一段日子，我尝试为「无国界医生」的妇女健康辅导员，设计一些关于这些疾病的基本训练。妇女健康辅导员都是难民营内的居民，她们会探访邻居，在闲谈中向他们灌输健康教育。训练集中教授疾病的成因、传播途径、治疗及预防方法，希望透过增加社区对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的关注，当地人会更小心作出预防，并在感染疾病后，尽早到诊所求医。 而过去数星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当地人面对死亡的态度。 犹记得那个患有贫血的孕妇，我们把她由哈比拉送到埃朱奈纳医院的第二天，她便去世。你不会看到她的亲人在呼天抢地，只见她的丈夫黯然落泪。对当地人来说，一个人「要死便死」，不会认为有其它选择或避免方法。是他们没有想过其它选择？抑或他们根本不知道？对于死亡，当地人似乎总是容易接受。毕竟，那里缺乏资源、人手和医疗设备，病人即使被送到医院，不代表可以有一线生机，但原来，医院很多时甚么也做不到。 我离开埃朱奈纳当日早上，在办事处等候司机送我到机场期间，办事处已收到三个来电，要求把病人送到埃朱奈纳医院，其中一个是来自克伦力、受了枪伤的男人，他会像我过去三星期所遇到的很多病人一样，即使被送到医院，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厄运吗？ 登上四驱车，朝着往机场的路途进发。在埃朱奈纳的日子，讲究打扮是奢侈的事，我与大部分的志愿人员一样，每天都穿着简便的拖鞋，烈日下在黄土上走来走去。把已经龟裂的双脚放回一双舒适的鞋子之内，感觉，不是太习惯。就如要从这个被遗忘的国土，重回繁嚣的城市一样。 彭伟强

彭伟强医生于一九九一年在加拿大取得其首个生物化学学位，并于一九九八年完成香港大学医学院课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他在南非完成无国界医生艾滋病治疗训练，同年十二月开始在湖北省襄樊巿参与艾滋病治疗项目。二零零五年八月，他远赴非洲苏丹达尔富尔，再次投入无国界医生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