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无国界医生救援团队的一员在11月14日进入加沙。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绝望景象，被困的平民，没有燃油，没有食物，没有水以及救护车。对医院的袭击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绝望。

我刚到加沙的几个小时里，以色列用来监视飞地的无人机不断发出嗡嗡声。这种令人紧张且响亮的声音整日整夜都没有停止。我还看到了塌方和倒塌的楼房。即使我在来之间就了解了加沙的惨状，但是亲眼看到满目疮痍、人们在残垣断壁之下寻找食物以及排着望不到尽头的队伍来领取面包等场景还是令人震惊。加沙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摧毁的建筑物。

为提供尽可能多的医疗支持，医疗队前往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开展工作。当时，位于加沙北部的希法医院遭到惨烈打击，纳赛尔医院成为加沙最大仍在运作的医院。但是，医院却承载的患者比其运营能力多两倍，人们搭起帐篷，躲避其他地方的空袭和炮击。一些患者的家被毁，在出院之后无处可去。许多待在医院里，因为至少那里暖和并且有饮用水可以喝。

第三天，一枚导弹击中了距离医院不足一公里的一间难民营。我们能感觉到大楼在晃动，窗户吱吱作响。不到10分钟，救护车便到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已经接收了130名患者。最令人伤心的是超过一半的人在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那天有大约30名儿童去世。我们看到的不是孩子们在玩耍或午睡，而是令人心碎的景象：孩子们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有的还截肢了，需要接受长期、密集的物理治疗。

一周后，在治疗了尽可能多的病人后，团队转移到了加沙中部的阿克萨医院，那里也有密集的轰炸。该医院可容纳 200 张担架，但由于患者人数众多，医院不得不设置 650 张病床。在那里，我们的团队支援分诊工作，即根据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进行检伤分类，并开展问诊和手术、伤口护理管理，以及为遭受战争创伤的病人提供物理治疗和心理健康支持。

然而，在1月6日，在当地收到以色列军队发出的撤离令之后，无国界医生不得不将我们的工作人员从阿克萨医院撤出。在撤离之前，无人机和狙击手打伤了我们工作人员的家属，一颗子弹重重地穿透了重症监护室，激烈的战斗离医院越来越近阻碍了工作人员进入医院。无国界医生敦促以色列部队保护在院内工作的医生和接受治疗的患者。1月7日，一架无人机袭击了医院的行政大楼和医院院子里的人。1 月10日，位于阿克萨医院入口处的建筑物遭到空袭，造成40人死亡，150多人受伤。阿克萨医院仍是加沙中部地区唯一一家部分运转的医院，为拜莱赫（Deir Al-Balah）的一个大型社区（包括几个难民营）提供服务。

在加沙内走动并不容易，更别说外出工作。我们去到中部地区的那个早上，两辆以色列的坦克切断了主要通道，将加沙南部分为两部分。所以，许多人被困在他们生活或工作的地方，无法获得另一边的食物和其他供给。唯一的通道是通过海滩旁边的一条路，但由于没有汽车和汽油，人们被困在那里。我们还不得不经常面对电信中断的问题。

在中部地区，无人机和爆炸整日整夜不停歇。每天都会有两到三次炸弹在不远处落下，紧接着就会有大批伤员或死者被送往已经人满为患的医院。袭击的威力非常大，受伤的人在到达时已经脑部严重受创，失去知觉，失去了一条腿或一只胳膊。许多病人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外，还要面对失去近亲或家园的问题。

我在加沙最艰难的时刻每天要做20到25台手术。我有一些年纪非常小的患者，他们是整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独自来到医院。我曾接诊过一两岁的儿童，他们是轰炸的受害者，腿部在腹股沟的位置被外伤性截肢。由于大量儿童在抵达时没有任何家人陪伴，我们开始使用 WCNSF（wounded child, no surviving family） 这个缩写，意思是 "没有家人幸存的受伤儿童"。

每天，我看到这些孩子孤苦伶仃，饱受摧残。有的孩子说他们在袭击前还在玩耍。截肢手术之后，他们郁郁寡欢，不愿意说话。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局面，因为孩子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手术，而是手术之后的一切。即使他们出了院，他们也只能四处徘徊，因为他们不知道能做什么、该去哪里。他们身体上的伤能痊愈，可是精神上他们已经被摧毁了。

在我离开之前，那些我在加沙遇到的人要我分享我在当地的见闻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他们想要全世界的人们了解到那些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都经历了什么。这场可怕的冲突已经过去三个月，我亲眼目睹了冲突带来的令人心碎的后果。每天都有更多的人丧生，人们的绝望在加深。这种围困及其引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为必须立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