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 | 一项旨在寻找更好的耐多药结核病(MDR-TB)治疗方案的临床试验提前截止了患者入组。该项目的独立数据安全和监测委员会表示,该项研究的方案优于当下的治疗方案,且更多的患者数据极不可能改变试验结果。TB-PRACTECAL是无国界医生申办的一项II/III期临床试验,将使用贝达喹啉、普雷托曼尼、利奈唑胺和莫西沙星的6个月治疗方案,与当地认可的标准治疗进行对照。在进行中期分析时,已共计有242名患者在白俄罗斯、南非和乌兹别克斯坦的7个试验中心参与临床试验。无国界医生正在准备数据库,以便尽快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简称世卫)共享,完整的结果也将在未来几个月提交给同行评审的期刊。无国界医生相信这些发现将有可能改变临床实践。 来自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试验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摩尔(David Moore)教授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多国开展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报告了6个月全口服方案治疗耐药结核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该研究结果可改变全球对耐药结核病患者提供的治疗方式,而这些患者已经被忽视太久了。”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4 | 20年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在南非还是罕见的奢侈品。因为治疗成本太高,以及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强烈反对提供抗病毒治疗,人们无法在公立医疗设施里获得抗病毒治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丧生。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现在南非有全球最大的抗病毒治疗项目,为超过500万人提供治疗,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也从2000年的15万,以及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时的30万,降至2019年的7.2万。 虽然变化显著,但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降低到预期的水平。在南非,艾滋病仍然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仍然在艾滋病晚期才来到医疗设施。在非洲,艾滋病也仍然是人们住院、甚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全世界范围内,2019年仍有69万人死于艾滋病。 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阻止这些死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过去10年里,人们关注诊断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为他们开始治疗。
12-1 |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和青少年面对歧视尤为脆弱,也容易因疾病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从而难以坚持接受抗病毒治疗。在非洲国家马拉维,无国界医生的“青少年俱乐部(Teen Club)”为年轻的感染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艾滋病治疗和跟进护理、实验室检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可以和境况相同的伙伴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其中更有一些人已经担起做小组导师的职责。
8-24 | 26年来,无国界医生都是缅甸主要的提供艾滋病治疗的机构之一,现已经将其在仰光的艾滋病项目全面移交给卫生和体育部(MOHS)下属的国家艾滋病项目(NAP)。 无国界医生自1992年开始在缅甸工作至今,也是首个进入缅甸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4年,无国界医生开始在仰光进行艾滋病的护理和健康教育,提供性传播疾病的筛查和治疗。2002年,无国界医生成为该国首家提供抗艾滋病毒治疗(ARV)的机构,并长期运作缅甸最大的艾滋病治疗项目。无国界医生在仰光的永盛(Insein)诊所和打基达(Thakata)诊所共治疗了17,000多名患者,其中许多人从该国其他地方前来接受治疗。无国界医生于永盛的诊所在2019年6月关闭,打基达诊所则在2020年6月底关闭,分批将艾滋病治疗的工作交回缅甸当局。 现时缅甸的国家艾滋病项目有能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令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接成为可能。在敬业的工作人员的持续努力下,无国界医生为国家艾滋病项目的分散治疗点进程作出了显著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家艾滋病项目、国家结核病项目的能力提升,病人被转入国家艾滋病项目下离病人家更近的诊所。这种将病人分散到各地治疗点的护理模式,对于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并坚持治疗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