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值得庆祝的,我重回病房的日子。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我离开了内科病房,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医生训练和住院医生培训,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其实并没有什么机会去手术室。日常工作便是查房,开医嘱,出急诊,当然还有书写各种医学文书,等到年资升高以后便会去坐专家门诊。离开病房如同一位战士离开了战场,没有想到大半年以后,我重新回到了病房,只是物似人非,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内陆城市,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者,重新回到了病房——一个内科医生与疾病作战的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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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正式开始紧急项目的第一天,早餐是面包和红茶,我像其它人一样在红茶中加入了很多糖。 这里的天气和我之前所在的高原山区完全不一样,极度炎热,让人无时不刻感觉到热带的温度。早上起床的时候床单和身体是黏在一起的。六点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出门一会就满头大汗,衣服紧紧地贴在皮肤上,让人很不舒服。在这样的天气中,我发现自己很难有心情工作,只想坐在棚子下打瞌睡。尤其是刚吃完饭的时候,头总是昏昏沉沉,只能强打精神前往医院。 我们喝的水都是经过氯化的消毒水,氯气的味道非常重,有游泳池的味道。每次喝水都有在游泳池呛水的感觉。我打算明天去买一些瓶装的饮用水,也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的到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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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从首都金沙萨出发前往基奎特(Kikwit)项目点的日子。 基奎特是班顿杜(Bandundu)省的第二大城市,位于离首都约五百二十公里的山区。这个地区拥有约八十三万人口,面积三百三十平方公里。从之前阅读的资料中我得知从去年第四十六周开始,这个地区的伤寒病例就开始呈上升趋势,从前年同期每周不到十个逐渐上升至每周超过一百五十例病例,更是在第四十八周新发病例达到了顶峰,二百八十八例,同期总共发生了二十二例伤寒死亡病例。考虑到这个地区许多村庄道路不通,因为贫穷病人往往得病也不会去就医,实际病例数可能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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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有一天,我们的父母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孩子,只能一遍遍地在电话里里叮嘱保重身体,只能一边垂垂老去,一边盼望孩子回家。 这句话给我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离开家门外出求学。当时年龄不到十五岁,就读的是寄宿制中学,从家到学校是两倍于从家到当地大学的距离,因此记得当时我开玩笑,读高中就比许多人读大学走的还远,今后不知道要去哪里?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许多年,当初的话似乎是得到了应验。当年的羸弱少年从家乡来到了上海,阴错阳差的学会了法语,然后在欧洲工作和学习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来到了非洲充实志愿服务。与许多同龄人相比,我算是走得有够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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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项目点的时候,我在医院的边上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区域,那里由三四所木房构成,其中全部是孕妇和他们的陪护人员。一位助产士告诉我,那就是被称为接待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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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个星期以前,我再次搭乘飞机来到布隆迪执行一个紧急的疟疾评估任务。在布隆迪首都和北方的边境省份进行疫情评估期间,经历了许多值得一提的事情。 初到一个新的国家,也是除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外,我所到达的第二个非洲国家,很自然的就会把两者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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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的项目点,许多设施是非常重要,却又很容易为人忽视,车库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医院和两个基层医疗点,我们还拥有三个基地,主基地是行政和后勤人员办公的所在,二号基地是宿舍,三号基地就是维修车间和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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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训过程中,我们被不止一次地告知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在中国的医师培训让我习惯以较高的效率工作,在法国进行住院医生身份实习的时候,我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动作快。无论是骨髓穿刺、脑脊液穿刺、还是骨髓活检,都能够在十分钟内完成,原因是在在培训中有着大量的病人,如果动作不够迅速,一个上午将近二十个病人,根本赶不上吃午饭的时间。而在国外,首先是没有那么多的病人,另一方面注重对病人进行解释告知,以及尽可能避免对病人不利的影响,有许多人性化的措施,不仅是麻醉方式,还是操作技巧,都尽可能避免病人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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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我惊喜地发现了许多此前没有见过的植物,巨大的鳄梨树和芒果树,那是高大的乔木;还有咖啡树,那是低矮的灌木。在地势较低的地区,随处可见棕榈树和椰子树,由于气候湿润,在这些树的树干上往往长出繁茂的蕨类植物和小灌木,看上去郁郁葱葱。这里主要的粮食作物在海拔较高的地区是玉米和土豆,而在较低的山区,往往是木薯和香蕉。提到木薯,就不能不提到用木薯粉制成的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食物——Fufu(芙芙)。 这是一种在中非和西非相当常见的食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米饭,几乎是普通家庭每日必不可少的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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