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让人高兴的一天,因为安全形势有所好转和行政审批手续的完备,我被应许飞往下一个城市埃尔法舍尔(El Fasher),然后二十八日乘坐联合国组织下的直升飞机奔赴项目地。考虑到安全因素,我们一般都是乘坐联合国组织下的人道救援航班。埃尔法舍尔是北达尔富尔州的行政首府,距首都喀土穆大概两个半小时的飞机行程。整个飞行过程几乎全部是在沙漠上空,到达埃尔法舍尔后,我真的第一次感觉到了「动乱」这个词。机场、市场、大街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政府军,坐满士兵并且装备重型机枪的军车横冲直撞的行驶在各条街道,而且到处都是带枪闲逛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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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苏丹一点也不容易,特别是当你在两日前才收到通知要前往当地就更困难。从肯尼亚内罗毕飞往南苏丹朱巴(Juba)前,需要先申请前往南苏丹的特别许可,需要花上四天时间,到了朱巴后还要多等两个晚上。最后,我还要乘坐无国界医生的飞机前往今次任务的工作地点──乌韦勒(Aweil)。这架飞机被安排于公投前飞往当地候命,以应对该区可能出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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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约十二个小时长途飞行,终于平安到达布鲁塞尔。因为我的前任同事特地从德国赶来和我做必要的交接会谈,下飞机后就立马奔赴办事处与她会面。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她接到一个来自苏丹项目处的电话:我们项目的一辆卡车和发电机被武装分子劫持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我不敢多想……第二天,办公室同事告诉我,两名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外藉工作人员在苏丹被绑架了,为了我们的安全暂时不飞赴苏丹,在布鲁塞尔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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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四月份,我正式收到无国界医生在比利时和卢森堡举办的为期共十五天的培训邀请,这次培训让我对这个组织、对我以后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个培训是特地为第一次即将奔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志愿人员设定的,让所有即将出发的志愿人员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识准备。 培训的第一天,让我很是意外:自己出生、生长的环境都是在和平的年代,对战争和动乱之类的事情只是略有所闻,没有亲生经历过。但这天的培训内容让整个课堂鸦雀无声,我们总共二十八人,分别来自十八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过的都是幸福的生活,至少是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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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来自中国四川。二零零八年的汶川大地震,让我经历了平生最大的苦难时刻,它改变了很多人对生活、世界的态度和思考,我应该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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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博尔(Pibor)渡过了颇平静的一个多星期,忙碌的日子便来临了。是否我「黑仔」呢?住院部「收爆」,病房有人满之患,我们甚至要商讨后备计划,若情况持续,需要增加病床,便要搭建临时帐篷;幸好,这星期收症的情况暂时放缓。 忙碌,不是最辛苦;最难耐的,是只得你一个人在忙。 因为长年内战,缺乏教育设施,绝大部分苏丹人的教育程度很底,懂说英文的已经很难得 (有些部门的员工只晓说简单英语,不懂写)。整间医疗中心,医护人员中,只得一个注册护士,更遑论是医生,其它的只是接受过一些简单医护文凭课程的训练,因此,根本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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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与中国时差三小时,在异国他乡,我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年。除夕凌晨:接连接生三名婴儿二月二日凌晨二时四十三分,我被一阵电话铃声唤醒,是比利时助产士安(Ann),说是有产妇子宫破裂出血,需紧急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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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参与任务和西方人最不同的就是,他们圣诞节要回家,华人过年要回家。 去年我本来是满心期待要在前线里面和同事一起过圣诞节的,但十一月底妈妈突然进了加护病房的消息从香港,布鲁塞尔,和巴基斯坦三方面十万火急扑天盖地的传到马西西,经过三十四小时的旅程,我回到台湾家中。一个月又十天后,我居然又踏上往马西西的旅途,而家人对于我能够在母亲病重时赶回台湾已经相当满意,对于我不能在家里过农历年就相对能够谅解。 除夕夜,那是一个同事的告别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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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后勤人员,已经为无国界医生工作了五年,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无国界医生在巴基斯坦以外的救援任务。 我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参与无国界医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入境者医疗项目,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在城市内为入境者提供医疗护理与无国界医生的一般项目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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