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四月份，我正式收到无国界医生在比利时和卢森堡举办的为期共十五天的培训邀请，这次培训让我对这个组织、对我以后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个培训是特地为第一次即将奔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志愿人员设定的，让所有即将出发的志愿人员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识准备。 培训的第一天，让我很是意外：自己出生、生长的环境都是在和平的年代，对战争和动乱之类的事情只是略有所闻，没有亲生经历过。但这天的培训内容让整个课堂鸦雀无声，我们总共二十八人，分别来自十八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过的都是幸福的生活，至少是和平的。

在皮博尔（Pibor）渡过了颇平静的一个多星期，忙碌的日子便来临了。是否我「黑仔」呢？住院部「收爆」，病房有人满之患，我们甚至要商讨后备计划，若情况持续，需要增加病床，便要搭建临时帐篷；幸好，这星期收症的情况暂时放缓。 忙碌，不是最辛苦；最难耐的，是只得你一个人在忙。 因为长年内战，缺乏教育设施，绝大部分苏丹人的教育程度很底，懂说英文的已经很难得 (有些部门的员工只晓说简单英语，不懂写)。整间医疗中心，医护人员中，只得一个注册护士，更遑论是医生，其它的只是接受过一些简单医护文凭课程的训练，因此，根本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比较。

华人参与任务和西方人最不同的就是，他们圣诞节要回家，华人过年要回家。 去年我本来是满心期待要在前线里面和同事一起过圣诞节的，但十一月底妈妈突然进了加护病房的消息从香港，布鲁塞尔，和巴基斯坦三方面十万火急扑天盖地的传到马西西，经过三十四小时的旅程，我回到台湾家中。一个月又十天后，我居然又踏上往马西西的旅途，而家人对于我能够在母亲病重时赶回台湾已经相当满意，对于我不能在家里过农历年就相对能够谅解。 除夕夜，那是一个同事的告别Party。

在蒂默加拉工作了一个多月，已习惯了繁忙而紧张的生活。 每天早晨八点不到，我们就从驻地出发去医院。按要求，我们要换穿当地的民族服装，女同事还要蒙上头巾和面纱，仅露出一双眼睛。坐车也有要求，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女不能混坐，必须男同事坐前排、女同事坐后排。 到医院后，所有人员开晨会，会后分头工作。在这边，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待命，只要急诊科、手术室、病房打电话过来，那怕半夜三更，也要立即上手术。 在我所在的蒂默加拉救援点里，外国专家来自世界各地：我来自中国，其它人分别来自日本、西班牙、俄罗斯、南非、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是一个国际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