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哥伦比亚在2016年11月结束与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 长达50年的冲突,这个国家仍然要面对许多挑战。其他武装团体和犯罪集团仍然活跃。贫穷和缺乏政府管治,令城市中的某些角落沦为暴力的温床,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後果。
登格医生(Dr. Tor Deng)是南苏丹一位普通科医生,在位於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特别行政区阿卜耶伊(Abyei),为无国界医生工作。他从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一所医学院毕业後,决心回到家乡阿卜耶伊。他与我们分享在无国界医生阿哥克(Agok)医院进行的艾滋病 / 结核病计划当中,有何挑战及其成功之处。 我从医学院毕业後,於2016年1月加入无国界医生。这样可以让我更投入地帮助我的家乡阿卜耶伊的人。
我之前在香港的急诊室工作,有时会听到朋友形容那裡婉如“战场”。那时我会笑着认同他们。 我从未知道那时我有多错。 在香港,我可能会为呼吸困难的老年男人诊症,也可能会见到腹痛的年轻男人;我亦可能会见到怀孕初期阴道出血的少妇,或是发烧和流鼻水的小孩。 目前,我在伊拉克工作了不到一周,好像每个病人的身体都总有残缺,而很多人亦失去了家人。我有一个老年病人,他在一次爆炸中受伤,失去右臂。
深夜,医院接收了一个受枪伤的病人,需要进行紧急手术。在博尔,由电力供应到手术袍丶仪器等手术前的大小准备都需要亲力亲为。燃料在战时一般都很缺乏,燃料价格居高不下。在这里做手术时戴着头灯是很基本的,因为这里随时停电,你的头灯绝对有助化险为夷。 那晚赶回医院前,我们的後勤人员成功买到电油,我们把电油倒进发电机并拉动它。当晚我们亦没有清洁人员,护士唯有帮手清理手术室。我们亦发现没有我们所需的已消毒用具,所以我们要在无国界医生的规程里,找出快速消毒用具的方法。好不容易做完手术,但工作尚未完成。
在博尔(Bor)的日子,身高的确为我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挑战 。 甫下机抵达首都朱巴 (Juba) ,南苏丹入境柜台人员根本不相信我的年纪,以为我只是个15岁的女生。这也很难怪吧,据说,南苏丹其中一个部族丁卡族(Dinka),不论男女,族人平均身高约1.8米。而我?相对於他们,个子小得根本没人相信我是成年人,入境处人员死都不让我过关。最後足足花了两个小时,他们才证明到我的护照不是伪造的,我才能顺利入境。 博尔位於南苏丹首都朱巴的东北面。
三个月在南苏丹博尔的救援任务,我没看过一位病人,甚或是他/她们的家人们,流下过一滴眼泪。 一个孕妇怀着她的第二胎来到医院。她的情况很危急──她作动了半天才起行前来,当她来到这里时,已是作动第三日,她痛得很厉害,连声音也颤抖。她血压低,并且脱水,需要接受抢救及紧急剖腹生产。我们立即迅速回应,发电机燃料丶手术工具等一切立即准备就绪,然後随即为她进行剖腹生产。当我把婴儿拿出来时,手术室内所有人都眉头深锁。婴儿发蓝,没有哭叫,即是说他严重缺氧。
“医生,医生!请立即前来。” 当我跳出停泊在办公室前的无国界医生专车时,我们的护士长特雷莎(Mama Teresa)秒速捉实我的手。“来,来!”她催促着我。 我们赶进病房,那裡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小男孩。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小伙子,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他穿着一对拖鞋,双脚满是泥泞和血。他以焦急的眼神凝视着我们。 那小男孩看来大约五至六岁。他双眼紧闭,十分缓慢地呼吸着,像是睡着了一样,但无法唤醒他。
来自美国的陈医生正在柬埔寨金边的无国界医生肝炎诊所工作。她于博客里记下一名病人因丙型肝炎而引发并发症,而当地缺乏护理服务令其情况更为严重。 我刚到丙型肝炎诊所工作才几天,一名病人获紧急分流去接受医生诊断。他由子女搀扶,徒步来到诊所这里。 他眼神失焦,眼白发黄。 他只懂对着我眨眼和点头,回避目光,俨如在专注地聆听着自己的思绪。
因应伊拉克战事造成庞大医疗需要,无国界医生於今年2月16日在摩苏尔南面一条村落,新开了一间创伤医院,至今已接收了超过1,296名病人,当中近半是妇女(261人)和15岁以下的儿童(395人)。惠托尔(Jonathan Whittall)早前到这间医院参与救援项目约三星期,以下是他讲述他的伊拉克同事和国际救援人员团队的工作情况及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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